每日视讯：电影中的奴隶：从《斯巴达克斯》到《宠儿》

2022-11-10 18:02:30
来源：澎湃新闻

书中以五部关于奴隶的历史电影为底本，探讨了电影如何影响了现代西方社会对于历史上的奴隶制及其现代遗产的批判和反思。本文为该书译者序，标

“电影有何潜力, 能以一种有意义的、精确的方式来诉说过去？”在《电影中的奴隶》一书中，戴维斯进行了电影和史学的交叉研究。她认为，电影是“一个有价值，甚至有原创性的历史洞察的方式”，历史电影是制片人、演员和观众共同参与的关于过往的集体性“思想实验”。书中以五部关于奴隶的历史电影为底本，探讨了电影如何影响了现代西方社会对于历史上的奴隶制及其现代遗产的批判和反思。本文为该书译者序，标题为编者所拟，澎湃新闻经上海教育出版社授权发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我们下到船上，沦为那黑影的颜色

戴着锒铛脚镣，被锁在那如链的海浪之中

——西非洲吟游诗人为被押上“中间航程”的非洲奴隶悲吟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欧美新文化史的先行者，微观史的开创者之一。她的成名作《马丁·盖尔归来》以一份司法档案和少量能够找到的古代文献为基础，参考了法国中世纪历史的相关研究，加上分析、猜测和想象，生动再现了中世纪比利牛斯山一个村庄的社会日常生活，震动了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史学界：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赞叹同时是争议。《马丁·盖尔归来》在史学界引起了一场大争论，焦点问题是史学著作是否可以用猜测和想象去填补档案文献碎片之间的空隙，在史料未能及的地方用虚构来完成叙事。争论本身并无直接的结论，但史学领域此后的新文化史转向在实践层面给出了明显的答案。

《斯巴达克斯》电影海报

有意思的是，戴维斯在写作《马丁·盖尔归来》的同时，担任着法国一部同名电影的历史顾问；她的著作在电影上映后不久出版。也就是说，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她同时在用文字和影像讲述这一段历史，这就引发了她的思考。她相信，电影完全可以将历史作为其艺术再现的对象；而且，与书写的历史一样，电影里的历史也完全可以、并且应该努力追求再现历史的真相。她相信，“电影艺术性和历史价值兼备的影片”是完全可能的。《电影中的奴隶：再现历史真相的影像实验》（以下简称《电影中的奴隶》）一书就是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下，经历十多年的探索和研究才完成的。

那么，电影里的历史与书写的历史究竟有何同与不同？我们又应该如何考量一部历史片的艺术和历史价值？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很明显，都必须以再现真实的过往为己任。而不同之处，戴维斯重点描述了两点：首先，历史写作是相当个人的事情，由一位史学家独立或少数几位学者合作完成一件作品。而电影的制作过程恰恰相反，其“研究、诠释、交流的过程是极度分散的”，作品不仅打上了导演的烙印，也有编剧、服装师、摄影师、作曲和演员的明显贡献。与史学专著比较而言，历史电影本身更是一部集体参与创作的作品，可以更生动直观地挖掘展示过往事件中众多参与者的不同视角和观点。因此，戴维斯认为，“历史电影可以是关于过往的思想实验，吸引了众多的参与者，甚至包括住在实景地周边的人民”。她问道：“我们是否可以将制片人、演员和观众看作关于过往的集体性‘思想实验’的共同参与者？”电影作为一种新媒介，对广大公众发出邀请，使他们在娱乐的同时参与了对过往历史的了解和思考。这正是电影之于历史学家以及广大民众的魅力所在。其次，电影用声音和影像来描述过往，与用文字描述过往，所使用的媒介是明显不同的，所产生的效果也是十分不同的。影像中的历史与书写的历史，可以说是各美其美，但也各有不足，优缺点互现，从而可以相得益彰。

那么，“电影有何潜力，能以一种有意义而又准确的方式讲述过往”？以五部关于历史上奴隶制的影片为案例，戴维斯在书中展开了引人入胜却又令人动容的探讨，在有关影像如何再现历史真相的理性讨论的同时，将读者带回到人类奴隶制度的过往中去。引人入胜是因为这五部电影都是非常好看的故事片，这些影片里又生动呈现了人类奴隶制和那些令人动容的奴隶的苦难。戴维斯说，选择展现奴隶制度的影片为案例，是因为她本人正在研究近代欧洲国家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史，尤其是大规模种植园经济，而奴隶制正是这一殖民经济体的基础。戴维斯作为史学家的真知灼见统领了书中所涉及的论题，使读者不仅了解到电影艺术如何真实再现历史上的奴隶制这一焦点问题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收获了对于过往奴隶制度本身一个初步、但却生动的认知。

戴维斯的讨论从美国人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柯克·道格拉斯主演的《斯巴达克斯》开始，这部影片于1960年公映，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电影界反思人类奴隶制度的序幕。戴维斯接着转入了近代加勒比地区，通过意大利人吉洛·彭泰科沃导演的《燃烧！》（1969年）和古巴导演托马斯·古铁雷斯·阿莱的《最后的晚餐》（1976年）展示了欧洲殖民者带去的种植园经济和奴隶制的残酷，讨论了奴隶反抗是如何改变了这一地区政治经济体制的。最后，戴维斯把目光转回美国，通过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阿米斯特德号》（1997年）和乔纳森·戴米的《宠儿》（1998年）揭示了美国黑奴的悲惨过去及其留下的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

《阿米斯特德号》电影海报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有机会观摩了戴维斯讨论的这五部影片。影片和本书对奴隶制度、奴隶的生活、奴隶对悲惨命运奋起反抗的逼真再现，极大地震撼了我。我再一次品尝愤怒到失语的感受，对于奴隶制的邪恶、残酷、不可思议，我无法用言辞表达。如果说古罗马的辉煌是建立在千千万万奴隶的劳役之上的，那么，近代欧洲殖民帝国的兴起就是由欧洲、非洲、美洲之间三角奴隶贸易所哺育的。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后，欧洲人开始了对美洲大规模的开发和对美洲印第安土著人民的压迫和掠夺。美洲原住民人口在欧洲武力和病菌的双重侵犯之下急剧减少。为了填补矿山和种植园大规模劳动力短缺问题，罪恶的奴隶贸易应运而生。欧洲殖民者的船只扬帆南下，在非洲西海岸地区或直接掠夺，或收购大批被绑架和售卖的非洲黑奴，将这些“货物”装船后跨越大西洋，运到加勒比地区，在市场上售卖。这一段就是奴隶贸易历史上著名的跨大西洋“中间航程”，不计其数的非洲黑奴在黑暗船舱和茫茫大海里丧生。幸存的非洲奴隶运抵美洲后，大多被卖到矿山和甘蔗、咖啡种植园里劳作，他们生产的金银、蔗糖、咖啡运回母国，产生巨额利润，滋养了一个空前富裕和强大的欧洲。1789年法国大革命引发了美洲殖民地一系列奴隶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1791年的海地起义、1835年的巴伊亚巴西奴隶大起义、1865年的牙买加莫兰特湾起义等。在奴隶的反抗之下，西班牙和英国于1817年签署了1820年起禁止奴隶贸易的条约；英国于1833年通过了废奴法案并于1843年最终在其所有领地上废除了奴隶制；在美国，林肯总统于1863年元旦宣布《解放宣言》生效，解放黑奴；1873年和1886年，西班牙殖民地波多黎各和古巴也最后废除了奴隶制。中间航程的恐怖记忆，为奴期间所遭受的侮辱、强奸和鞭打，成为解放了的奴隶及其后代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和无法忘却的族群记忆。

在影片里和戴维斯的笔下，运奴船黑暗货舱里的铁锁、缠绕在奴隶脖子和四肢上的铁链、断头台处死奴隶起义领袖的铰链，是人类奴隶制罪恶带血的象征；而解放了的奴隶背上树状的鞭痕、惨死的奴隶婴儿哭叫的鬼魂则隐喻着奴隶后代心头挥之不去、无法释怀之痛，世代相传。这些影片的上映和本书的出版，展示的不仅是美国和欧洲公众对于奴隶制过往的反思，也是他们对奴隶制后果以及以多种形式仍然隐秘存在的“现代奴隶”问题的关注。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是，“现代奴隶”时不时地在世界各地秘密发生，直到被揭露。例如，在21世纪初的英国，有系统性诱骗拐卖非洲内陆妇女儿童非法输入英国本土充当家庭奴隶的事件。在美国，2020年5月25日，黑人佛洛依德在白人警察膝下丧命，他最后的言辞是：“我无法呼吸。”奴隶的后代仍然在多方面忍受着奴隶制的后果，贫困、犯罪、遭受歧视，黑人男性在警察枪下丧命和黑人女性死于分娩的比例仍然远超其他族裔。为了弥补历史上的不正义对受害者和社会留下的创伤，美国社会各种进步力量在积极应对。举例说，新成立的哈佛大学“哈佛与奴隶制后果”委员会于2022年4月向哈佛大学校长提交了委员会第一份调查报告，详细列举了学校在成为世界名校过程中曾经从奴隶制获益的情况，包括曾经使用过的70名奴隶和从奴隶贸易中获利的捐款等。哈佛大学雷德克里夫高等研究院院长、社会学家富美子·布朗纳金在对上述报告的解读中，指出了现实生活里从奴隶制度生长出来、延续了几个世纪的种族不平等网络。哈佛大学首批拿出1亿美元来实施委员会专家建议的纠正种族不平等的措施。《电影中的奴隶》提醒我们，文明世界要彻底废除奴隶制，人类社会的任何成员再不会遭到绑架、售卖、鞭打、奴役及迫害致死，我们还需奋斗。

《宠儿》电影海报

戴维斯相信，电影在愉悦大众的同时，还能把观众带回真实的过往中，激发观众在观影的同时思考历史，产生对更好未来的想象。她最后以《宠儿》里的一个场景结束全书：“我以一个带来希望的形象来结束本书：这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展示了电影如何能够为一个处于历史可能性边缘上的人物注入生命：芭比·萨格斯，在自由俄亥俄州青葱与金黄辉映的树林里伸开双臂，呼唤孩子们欢笑，宣讲深入人类内核的救赎之心，她饱经风霜的双手、她的声音和微笑充满魔力。她将力量传递给环绕着她的年轻人。‘哈利路亚！’她抚摸他们、亲吻他们，呼喊道，‘哈利路亚！’”

《电影中的奴隶：再现历史真相的影像实验》，[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著，姜进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年9月。

责任编辑：方晓燕

标签：奴隶制度哈佛大学历史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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