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期影视大讲堂:纪录电影制作流程 分享创作经验


来源: 中国电影报

近几年,《舌尖上的中国》、《玄奘之路》、《我在故宫修文物》、《极地》、《美丽中国》等多种类型的优秀国产纪录片,通过影院、电视与跨全

近几年,《舌尖上的中国》、《玄奘之路》、《我在故宫修文物》、《极地》、《美丽中国》等多种类型的优秀国产纪录片,通过影院、电视与跨全球网络媒介等渠道的广泛传播,获得了国内外观众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4月2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举办第40期影视大讲堂,邀请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副总、国家一级导演,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获得者、中国电影家协会纪录电影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朱勤效作为主讲人,分享创作经验以及对纪录片的独特理解和认知。

本期大讲堂还邀请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赵卫防,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研究员许婧,副研究员赵远、徐建华、张啸涛等作为主讲人与对话人进行讨论。大讲堂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孙承健主持。

朱勤效从纪录电影的制作流程、创作,前期策划需考虑的问题以及现状和趋势等方面进行了分享。他表示:纪录电影前期策划首先要明确创作目的,第二是要明确传播平台,第三是选择拍摄内容,第四是确定风格定位和表现手段。

“以我自己的经验,我会先确定几个关键词,然后按照关键词的风格再继续往下推进。比如我们2020年做的电影《一起走过》,我当时就给这个片子确定了一个定位,就是‘温暖、感人、有爱’这三个关键词,我们所有的编辑、剪辑工作完全按照这个方向来走。”

朱勤效还分享了纪录片的创作中的四个注意事项。他表示,首先要起一个好的片名,设计好的开头,然后讲好几个故事,完成一个好的结尾。“我们每拿到一个选题,我希望大家把自己的想法放到一个大的环境当中去,在思想上不要进入到‘我拿到这个选题,我就想这个事’,一定要把这个事放到大的,甚至国际背景和视野当中去,在历史纵深上往深度考虑。创作者要学会讲故事,实际上是学会制造悬念,把故事的背景放大,然后进行精雕细琢。”

第二是拍摄过程当中怎么处理好各种关系,纪录片的导演要在当中出思想,要协调各个工种、各个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导演要提前与摄影沟通好,可以在现场进行引导,但尽量不要过分干预事件进展,以免不真实。

第三,纪录电影的前期是摄影的艺术,纪录片的摄影在前期实际上起到了前期导演的作用,他拍摄的镜头会影响到后期的剪辑。摄影要善于发现新的角度、内容,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一些手段、新设备、新技术,把那些矛盾拍出来,“制造”出一些新的故事。但是摄影还要充分理解全片的理念,要理解导演的意图后进行创作,不能单纯地为了画面放弃叙事。另外纪录片还要很重视声音的作用,实际上电影是一个声画的艺术。

第四,如果说纪录片的前期是摄影的艺术的话,那么后期就是剪辑的艺术,剪辑要敢于打破传统,剪辑出声音、画面新节奏。纪录片创作一定要求摄影、录音和剪辑全程参与创作,他们要理解整个片子的观念。

赵卫防表示,纪录片创作应在纪录真实生活/纪实美学和一定的戏剧编排/戏剧美学之间寻找一种艺术配比的平衡,这种配比中以前者为主,但后者也不能缺失。配比数量没有一定之规,要根据创作者的艺术个性和索要表现的主题内容而定。是否能够较好掌握这种配比的平衡,是衡量一个优秀纪录片创作者的标准之一。

许婧认为,纪录片的历史实际上是怎样找到属于自己表达方式的历史。“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追求真实变成纪录片的代名词,但传统修辞学和纪录片的结合能更好地实现其社会学和美学的目的。”她表示,无论何时,人文思考、真实表达、美学呈现是优秀纪录片的底色。将视线投向历史、现实、人生,关注“具体的人”,是纪录片打动人心的恒定价值。

赵远认为,纪录片有多种创作模式,但是最核心也是与剧情片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的对象是事实——真人、真事。纪录片不是简单的生活的纪录,不是虚构的某个世界,而是通往现实世界的入口,是拍摄者寻找内心形象的过程。无论市场如何变化,创作者也不要忘记,纪录片的灵魂始终是真相与人,勇气与心灵,忘记了创作的初衷,则意味着失去了受众。

徐建华表示,以人为核心的纪录片,情感、情绪的展现非常重要:“我们不仅要关注这个人的命运,他的人生以及他的心理状态,他内心的感受,这个人与其他人、与世界万物之间形成的生命感,还要探讨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心理状态和命运底层的社会原因和文化原因。”

张啸涛也表示,近年来主流价值宣传、多元媒介发展和产业市场的进一步调整,产生了多股力量共同推动并形成了中国纪录片内容生产的新格局。在纪录片传播方面,数字技术的进步改变了纪录片的制作播出形态,由于社交媒体的功能性更为多样和短视频平台的爆发式增长,影像记录与传播已经“去中心化”。2020年以来,新媒体平台已经成为纪录片传播的主要形式。

孙承健在总结中建议对纪录片本身的创作现状与未来发展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和更大胆的思考。“比如,未来电影的创作和发展,能否有效穿透虚构叙事与非虚构叙事之间,原本泾渭分明的边界,能否在虚拟与现实,在纪录片与情节片之间寻找到新的叙事增长点,等等,诸如此类,都可能成为我们未来电影创作与学术研究,所关注和思考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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